不用怕,属狗并非不吉利(细说属猪不吉利的野史)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到了北魏,《朝野佥载》记载:“周公瑾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憬藏卜年命。藏曰:老婆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老婆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
[4]神话,唐初张憬藏的六柱预测本领厉害得能和《按摩图》的小编沈孝瞻旗鼓十分,所以她一说“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还一如应验,相术界无人不信。于是那种四面粉相遂成为女性专属,用以专称淫妇。到了西魏,李昉在《太平广记》里明确提议了定义
:“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
[5]但在北宋以内,还有人把“五夫守宅”了然为一个女性先后嫁给了五任娃他爹,那么前四任发生了什么样?自然是死了,结果“五夫守宅”又起先有了克夫的意义。古人计算十二生肖中的12种动物各有一缺,羊之缺就是眼不佳使,即所谓“羊无神”,羊的眼珠不动,俗称“死羊眼”、“四白眼”。[6]于是乎在五代十国就出现了“羊睛四白定孤孀”[7]的传教,把“四白”和“孤孀”联系到手拉手,也首先次指出四白之眼,就好像羊的肉眼的说教。“四面粉相”便从此带上了好色、克夫的含义,依旧羊眼睛扯上了涉及。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大旨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
(《吳宓日記》巴黎: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
同年5月二十一日又記:

[11] 《刘心武点评<金瓶梅>》刘心武著 漓江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P610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忧伤,近期《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上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初「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深信不疑。《日記》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周條載:

不问可知,所谓“羊年不宜生子”、“十羊九不全”、“女孩子羊守空房”之类的传道,纯属谣传附会。追其根子,但是是史前相术的讹传错谬罢了。从赵氏“五夫守宅”的事例可以见到,赵氏出轨的作为并不曾“五夫守宅”描述得那么恶劣,其实只但是是不足为奇的奸情,也未曾造成克夫的结果。而相术中最早涉及的,各处都是眼白,看不见眼珠的“四白面相”,实际根本不存在,那么些全都是相士们夸张的中伤杜撰罢了。“这几个创建迷信的相士绝非一般无才百姓,而是一些很有知识的文人墨客。他们不把想法放在国家国度和儒学正统上,却走入歪门邪道,堕落为信教的‘发明创建者’”。[14]她们擅长在价值观文化中找找点滴细节,东拼西凑大显身手,为了坑蒙撞骗获取钱财而偷梁换柱、破绽百出。而那么些相士吓人的荒唐言,一旦得到证实并为人所信,迷信的芸芸众生便会并非防范地将它们十传百、百传千。最后造成象征道家谦谦君子的羊被打达成造人避讳的不幸之物。

可见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四月三日有一條日記說:

[12]《镜花缘(图文本)》【清】李汝珍著 香港(Hong Kong)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七月第一版P55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
(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零一零年九月,頁四七)

小结来说,从《易经·巽卦》为起点,后唐始有“四白”一说,汉朝成为女性淫乱的长相特征。古代之间,这一面相逐步被比作为羊目,并予以了好色、战胜、孤孀等多重意思。从明天起来这一说法在民间传来传去,渐渐与属相关联到一块,盛传于古代两代。至清末这一心想加深,并间接流传到了今天。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同上,頁一七四)

[5]《太平广记》【宋】李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真心之言,決非「說笑」。但持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独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维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境」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的。

[10]《图解古时候人体工程学<麻衣神相>》【宋】麻衣道士原著 徐阳编著
湖南农林传媒学院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5月率先版 P106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遭受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来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经过開始;然後合作着其余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9] 《人伦大统赋》【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先是版 P21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标是通過感情事實的树立以领悟他的詩詞。現在自家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境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天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不可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上冊,頁二〇二─二〇四)所以我們大约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根本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不过到了後期在扶桑羽翼下创造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暴露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天條:

“四白”是如何和羊联系上的吗?除了“死羊眼”外,“刘弗时闻明命理术数家焦延寿,在《易经》64卦的基本功上,进一步演绎,每一卦又增64条卦变之辞,共计4096条。其中“、‘坎变革’条称,
‘东行亡羊,失其羝羊;少妇无夫,独坐空庐。’”[8]并且,古人能把“睛乏木”谐音为“金伐木”,那把“相扬四白”
谐音为“相羊四白”自然也不在话下。金代的张行简有一部号称集前代商讨之大成的《人伦大统赋》,在《四库全书》中仅收录的四本相术中名次第一,那本书在相术界的身份同理可得。在《人伦大统赋》里,张行简进一步详细阐释了王朴的辩论,写到:“犬羊鹅鸭何足算,鸡鼠猴蛇奚可凭。”
[9]犬羊鹅鸭分别代表多种眼睛:犬眼荒淫,羊眼招祸,鹅鸭之眼不收场。所谓的“羊眼”,白眼多黑眼少,瞳孔散漫无神,看人的时候低声下气,永远显得无精打采。羊睛会促成磨难,关于那个特性,有一个专出名词,叫做“羊目四白”,主贫破。于是在那部“全国指定相术教材”里,“四白面相”兼具“淫乱”、“孤贫家破”二种意义,还明确和羊联系在了一道。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巴黎之戰已潰敗,马那瓜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颇具接觸,已显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图。《日記》同月十三天條云: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她深情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藁》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但是也在所难免有幾分躊躇,不亮堂應該從何處落筆。
自家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探讨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而對於汪精衞詩詞本身的剖析和評價,我只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掀起;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小编,對於汪精衞在东瀛制服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贯有極大的探讨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理的歷史解釋。由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上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从明初启幕,相术如故持续了《麻衣神相》和《人伦大统赋》的说理,然而北周的时候女孩子的羊的涉嫌发生了神秘的变更,从羊眼四白的半边天不吉利变成了属牛的家庭妇女不吉祥了。南宋盛行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11]:李瓶儿暴病身亡,北门庆请了位姓徐的生死存亡先生批书。徐先生告诉北门庆,说李瓶儿前世是丹东王家的一个孩子他爸,打死了一只怀胎的母羊,所以今世罚做女孩子,还要罚她属鸡。可知,西夏时人们一度觉得,女生属兔是因为他前世做了孽,所以今世蒙受的查办就是罚她属兔,由此女性属猴是很不吉利的。除了《草灯和尚》,其他随笔中也波及了女人属虎不吉利的说教,从中夏族“以物相类”的十二生肖信仰出发,再受那个流行随笔和部分习俗作品的熏陶,女人属兔的不吉祥的布道就在民进流传开来了。属猪不吉利的说教首次出现的现实性文献不可能细考,但武周在此以前大概从不出现这一说法,所以据此可看清,属马不吉的传道流传于后日。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毕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她在一九三九年3月從日本回拉合尔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得到日方协助,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運動」,其實即是建立政權。但從這首詩看,他不只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暴露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陌生人的反應完全两样。(見後)
總之,以自身個人的见地來看,汪的典故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顶尖的程度。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丙子冬作時卧病曼彻斯特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8] 倪方六. 古人为何迷信属狗女性“命糟糕”?[J]. 读天下,2015,(01).

1931年版《汪精衞詩存》,被視為《雙照樓詩詞稿》前身,編者雪澄傳是其妻陳璧君
這是政坛撤離圣何塞前兩三日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楚」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二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而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三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受民间狂野想象力和荒唐逻辑的震慑“女命北以属龙为劣,南以属鸡为凶”
[12]、“女人属鼠守空房”
[13]的这一类说法在明、清两代后继有人,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深深固化到了普通人的思想意识之中。连“十羊九福全”也成为了“十羊九弗全”。

《雙照樓詩詞稿》書影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自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挡日本的阵容。正如一九四四年年末胡適在美國三回講演中所說的:

[14]刘瑞明. 属“羊”的人为啥“命苦”?[J].
陇东高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84-87.

晚上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妻子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提示地圖,說明政党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心,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我们凝神,辅助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都市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万丈觀念;今道德觀念差异,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心大矣。
(《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零一零年五月,頁四七)

中国父母会适当接纳孩子出生的属相,是因为中国人自古有十二生肖崇拜,认为相应的属碰面对宝宝的气数暴发潜移默化。而羊在属相中意味着温顺柔弱的人性和勇于的繁殖力,并没有被予以什么负面的影象,同时从义、美、善、鲜等羊字部和明清圣兽形象可以见见,在观念文化中羊是吉利、公正的化身、受人爱戴的灵物,那么现在人们怎么要对属狗避而远之呢?从网络上的报纸揭橥中可以看到,民间流传着“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女人属鸡,独守空房”这一类“老辈的劝说”。至于为啥会有那类说法,探本溯源,其原因却让人心急火燎苦笑。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克利夫兰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心政党」,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志高气扬的輕佻表現。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党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标,彼此甚為欣慰,大女婿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坛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焦点,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她踌躇满志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揭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第一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主题。」)同年2月四天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也最有意思的例證:

[6] 倪方六. 古人为什么迷信属龙女性“命不佳”?[J]. 读天下,2015,(01).

吸纳了您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意味。

中原有一个很想得到的气象,就是产妇总赶着马年猴年生小孩,而逃避羊年。比如2014马年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2015羊年全年出生总人口为1655万,2016猴年落地人数为1786万人。二〇一五年国家已到家加大二孩政策,可二〇一五年的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再往回看,2002马年出生人数为1647万,二零零三年羊年降生人口为1599万;2004猴年落地人口为1593万(二零零三年起始,人口出生数开端着力稳定);1990马年出生人数为2621万,1991羊年出生人口为2008万,1992猴年出生总人口为1875万(受陈设生育影响)。从以上数量不难看出,即便受国家策略影响,但每逢羊年我国出生人口数总会下落。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一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圣地亚哥:聯經,二零零四年,頁二〇三)

[13]《直语补证》【清】梁同书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东瀛人在北平身无寸铁新組織,多般熊熊,影響必定不少。近来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就像是說笑,又宛如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不是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
(《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信奉是几千年来日趋形成的,时间一长,迷信所吸引的误会就成了谣言,而谣言就成了风俗。而只要究其溯源,像属狗不吉利一类的迷信,在正统思想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

出與汪妻子談一小時。余代表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爱妻如同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我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
(《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〇九)

人对密切、爱慕的人用正眼相看,眼珠在正中间外人方方面面都能看见,叫“垂青”,对仇恨鄙夷的人用斜瞪眼看,几乎隐去眼珠,叫“露白”。《易经·巽卦》中有一句记载“巽在床下”
[1],意思是把岗位在下的东西分配给巽卦来看相。在《易·说卦》里被分解为:“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
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
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 其究为躁卦。”
[2]在那里白眼也要用巽卦来算卦。

上述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向下溯到一九四〇年她在维尔纽斯起家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着重他的思想狀態,就自己所能收集到的可看重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边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而她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水平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2] 《易传通解(全三册)》 朱高正著 华东师范高校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八月第一版P104

阜昌太岁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1] 《易经译注》黄寿祺 张善文撰 巴黎古籍出版社 二零零四年12月先是版P440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
(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深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情,在抗戰前的阿塞拜疆巴库,蔣主軍、汪主政,大约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不过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参天地方。一九三八年7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她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羊不吉利的说教实际上由来已久,而吸引老百姓认为羊不吉利的主犯祸首就是民间的相术。相术能由这个人的真容仪容来判断命局,其实就是决不来头的看相。

其次天(十11月二十七天)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爱妻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议難問題甚多。余马上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千方百计,前顧後盼也。
(同上,頁二〇一─二〇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感情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主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7月十二和十八天,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新加坡,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麿發表關於「調整中国和东瀛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一向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她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
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见,梅思平從新加坡重临香岛後,立时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怎样離開國境的問題。

[7]《老子@神鉴》【北宋】王朴

到底是自个儿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吗,這些疑問,還是梗在自家的心頭。
只是自个儿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如故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可是對於这么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底下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三姑鬟影落春瀾。
您若是來巴黎,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身心健康
兆銘  2月八日

[3]《潜夫论笺校勘》【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11月率先版 P308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余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6月十三天的日記說:

到了后周时,又出新了一本“相术界权威教科书”《麻衣神相》,那本书将张行简的辩解做了三番五次和小结,指出:“目如羊目,相刑骨血;羊目四白,奸夫入宅。”
[10]
从此,女生和羊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北齐启幕,羊眼四白的才女再也无能为力改变自己天生的命了。

夜幕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
(《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

直至后来,已经没有人再能为羊做理论了,那拉太后和袁项城还雪上加霜。西夏末期的慈禧太后太年轻气盛于1835年,属猪,守了48年的活寡妇。她的精干助手曾文正和李中堂也属猴,她最倚重的大宦官李连英也属龙。古代末年岌岌可危、时局动荡,反对那拉太后的革命党人抓住那拉太后属狗的把柄,借机宣扬“属鼠会给国家带来苦难”。出生于1859年阴历三月十五的袁宫保因称帝而不得人心,老百姓便暗地里诅咒袁宫保“8月羊挨刀”,引申为羊年不吉。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打算。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怎么样,這時(十7月二十六、七天)離他出走河內(十七月十九日)只有三星(Samsung)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愁肠,已可想見。

到西夏的时候,这句话被移用来看相。南陈王符的《潜夫论》:“《易》之《说卦》:巽,为人多白眼。相扬四白者,兵死,此犹金伐木也。”
[3]王符把“多白眼”解释为“相扬四白者”,即眼睛各处都是眼白,看不见眼珠。南齐把瞳孔叫做“睛”,看不见眼珠就叫做“睛乏于木”,谐音为“金伐木”,解释为相扬四白者将死于锋利的刃片之下。

在中心政坛完全關閉了與东瀛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扶桑進行另一輪的暧昧谈判。《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十二月二十八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讨。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
(上冊,頁二〇一)

[4] 《朝野佥载 南陈嘉话》【唐】张鷟刘餗撰袁宪查对 三秦出版社
二零零四年十月初先版P2

陳寅恪的話是許六个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怎么着救亡圖存的兩種不一致手段,都足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岛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五月一周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如同還沒有受到注目,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對日谈判,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无法不忍痛交涉……。
(〈最後之心思〉,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分外真實地突显了汪的老龄「情感」。)

在自家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决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社会风气,所以上面引她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可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六柱预测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疑心劉復之也許已算出她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风趣的插曲。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一生未盡心。
算命,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情绪描述之後,我們現在必须承認,這幾句詩把她內心最真實的感想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格局也達到了藝術的莫大。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无法忍,而介石不可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sic])者,皆令人颓丧;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
(《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〇─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单向,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效果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牵记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一九五〇》,维也纳:主题切磋院近代史探讨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频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天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白可相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15月十日周專程到东瀛哈尔滨醫院看看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重版汪精衞《雙照樓詩詞藁》序

竟然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依旧內心充滿着悲哀,而未表露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在日本首都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边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衞至香岛,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或不是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无法自然。(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罗萨里奥)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
(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1九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如故深陷在缠绵悱恻的情緒之中。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一九四三年夏季正在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
藁》,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二年〈得龍忍寒大梁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野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不可能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二零零四年3月,頁十─十五)下边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鉅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情趣,即中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新加坡,只可以用中立性的「鉅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征,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平。從我所接觸到的成套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紧如若她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謀和,求得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同月十两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7月四天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
(同上,頁六一九)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唯恐」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主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自己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
(《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七月,頁八四)

如若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自身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中间第三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自己很钦佩「革命烈士」,因而小编在自家的心迹留下了很深的映像,可是明天回看起來,有一件事不行精晓,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就好像並沒有告訴我,汪已投靠了扶桑。無論怎么着,在窮鄉荒漠的福建潛山鄉間,汪政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返大城市以後才弄通晓所謂「漢奸」問題的。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六月二十二日廣州陷入,再過五、六日武漢又陷入,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来。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可以激動我。(按:吳詞也引在本書註釋中,讀者可以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詩詞,我更信任自己早期對〈落葉〉詞的知情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一月〉七律: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心政坛即於卓殊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
(上冊,頁二三七)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五月七天,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3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蒙彼利埃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她詞中絕筆。這時他担任所謂「國民政党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披露出來的合计和心情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不过借使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绪〉我們便必须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思」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无法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旺盛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二零一二年九月六天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余生思维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来源于所在。這裏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弟此行目标,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多少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
(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Hong Kong):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〇)

汪氏的「綱要」首假使為他的一方平安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碍日本赢得圆满「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得以幸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则並未奏效。

這裏我還要提出一項首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她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元月八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適之先生:

经年累月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典故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议了一個思维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一样。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生命尚不顧,你們還无法相信自己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其它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
(《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11月十八天條,頁二〇〇)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新加坡「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天條)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謀和的心怀非凡婉转地表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及时體會到「旁人有心,予猜度之」的實感,而且對小编的同情心也应运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作品寧復見為人。」可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可歌可泣力量使我不可以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一六三)

其次次發現汪精衞的著述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江。我偶然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劉復之看相,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
(《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旧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象是高不足攀了。羅是周日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担任偽司法部長、黑龙江省長、新加坡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九月十七天記載了她在漢口的三回談話如下:

我這樣說並不是专门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倾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孟真在一九四〇年5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思」,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已经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绪。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由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征程。(見〈汪賊與倭寇──一個心思的表明〉,收在《傅孟真全集》,迈阿密:聯經,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孟真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思想分析是或不是可依赖,因資料太少,也只可以懸而不決。但他所提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提醒了一個正確的追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边一句微妙的話:

(高)宗武來,謂前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前几天晌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
(《周佛海日記全編》,巴黎:中國文聯出版社,二零零三年,上冊,頁九四)

首先必須提出,汪之一意求和是确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遠落在东瀛之後,周到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由此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唯有聽制服者的屠宰了。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7月十四天的日記中說: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可能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8月四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学者,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约反映了汪初回Hong Kong時期的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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